1939年5月，新四军四师的前身——新四军游击支队在涡阳县城文明街设立驻涡联络站，随即又在涡阳县城西南三里黄庄设立新四军游击支队后方医院，从1939年5月设立至1940年初迁走，在大半年的时间里，共有2000多位在抗日前线战斗中负了伤的指战员、因劳累成疾或受病菌传染生了重病的同志，经过治疗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前线。
三里黄后方医院院长左奇生前留影
如今的三里黄村已成为郊区
老兵“回忆录”
“安徽省涡阳县城西南有一个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名叫三里黄庄。这个地名新四军四师的许多同志都记得很清楚……”虽然三里黄后方医院存在时间并不长，却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发挥的重要作用，深刻地留在了很多老兵的记忆中。翻阅和新四军四师有关的回忆文章，不难看到，在多位新四军四师老战士的回忆文章里，都有类似的文字。
位于涡河南岸的三里黄庄，是一个只有20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当时日本鬼子还没有打到这里，属于国民党统治地区。在这个地方设立后方医院是彭雪枫司令员贯彻党中央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举措。三里黄后方医院受驻涡联络站站长任泊生的领导，院长是一位叫左奇的女同志，曾在北京一所医院做地下工作。
根据党史资料记载，三里黄后方医院成立伊始，借用了几间老百姓的房子，十几位工作人员挤在一个房间里，睡在铺着麦秸的地铺上。当时连药品及最基本的医疗设备都没有，困难的情况可想而知。医院按“有什么条件打什么仗”的原则，充分调动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求全院工作人员努力想办法到邻近的城市购买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材。
医院常住近百名伤病员，这些伤病员大多数经过治疗和护理都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前线。据记载，大半年的时间里，共有2000多位伤员从这里康复回到了前线。
1940年初，由于形势所迫，三里黄后方医院迁往涡北新四军游击支队驻地。
攻克“回归热”
三里黄后方医院除了不停地救治很多负了伤或者因劳累成疾的指战员之外，还与一种叫“回归热”的传染病进行了一场博弈，这件事给很多医护人员和战士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医院设立不久，有一次一下子接收了一个连的病人，这个连队全连暴发了急性传染病，普遍发高烧、流鼻血，直至昏迷。当时有一个病人认为自己不发烧了，应该是好些了，就到院子里去，坐在大树底下乘凉。到吃饭的时候，卫生员给他送水和饭时，发现他已经躺在地上去世了。
看到这种情况，大家都很紧张。院里医护人员对这种病全无认识，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药，如何治疗。经过进一步仔细观察，院长左奇发现病人们的发病情形和她在北京师资进修班学习时学到的一种急性传染病“回归热”症状相同。此病的传播媒介是虱子，在采取隔离措施的同时，她立即派人想方设法购买一种叫“914”的注射针，同时要求外科病人能出院的尽量出院，重伤员设法转到国民党医院治疗，以避免传染。由于药品奇缺，虽然经过努力，医院也只买到90针药，不够每人都打一针，于是，病情轻的就两人分用一针药。在治疗的同时，医院给病员增加营养，改善伙食，总算幸运渡过了这个难关。
医院就建在村子里，医患和村民天天生活在一起，将“回归热”传染给村民是左奇最担心的事。对此，她采取了坚决的隔离措施。为了灭虱子，医院将病人的衣服煮沸，铺的麦秸就地烧掉，更换新的；睡的地面用水冲洗，然后撒上生石灰；头发长的一律剃光。就这样，病人好了，老百姓也没有一个人被传染上。但由于与病人朝夕相处，左奇反复三次被传染“回归热”。
探访“三里黄”
1939年的“八一”建军节，为了感谢三里黄庄父老乡亲对医院病员的爱护和帮助，医院组织了一场军民联欢。病愈后的青年战士和医院医护人员挤出时间，积极排练了“丈夫去当兵”“松花江上”“长城谣”等歌曲、舞蹈、街头剧，这些节目体现了新四军和老百姓亲如一家的血肉情关系，给全体伤病员和老百姓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冬时节，记者来到涡阳县城关街道三里黄社区，探访这片红色的土地。在走访中，记者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涡阳县开挖涡楚河，将三里黄村分成东三里黄村和西三里黄村。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个当年的城郊村已经完全融入城市里，林立的高楼几乎完全抹去了村庄的痕迹。
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探访的过程中，已经很少有当地居民知道这段历史了，但当听说这里曾经有过一座新四军后方医院时，人们纷纷称赞，言语间流露出满满的自豪感。
王玉金是涡阳县史志办退休干部，20世纪90年代初，他和同事曾经到北京拜访过左奇。刚从北医三院离休不久的左奇，看到从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来的同志非常激动，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留大家在家中吃饭，为他们讲述三里黄后方医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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